虔敬朕祀 ——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

张煜珧

摘要：秦人祭祀始于襄公，文公徙都千渭之会后又作鄜畤等祭祀设施，随着都城迁移在雍城周边形成了以雍四畤为中心的祭祀文化体系，包括上帝、先祖、山川、社稷，及伏腊等五大类祭祀，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。相关祭祀不仅见于古代文献，并多为考古发现所证实。秦国都城迁徙到栎阳、咸阳后，雍地的祭祀中心地位一直未动摇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雍地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，相关礼仪经整合、增益而推行于全国。西汉王朝建立后，不仅继承秦代的政治制度，也沿袭秦的祭祀礼仪并略有增益，进一步形成了以郊雍为特色的西汉国家祭祀礼仪景观。

关键词：秦；祭祀文化；遗存分类；发展影响

祭祀为古代社会一项不可或缺的群体性活动，除了具有宗教含义外更多的是政治表征，是宣示地位高下和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形式，故《左传·成公》十三年说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秦人祭祀是学界较早关注的学术课题，以往的研究多涉及秦的“畤”祭[1]，其他方面则较少。我们曾据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，指出秦人有“重祀”的习俗[2]。近年凤翔血池的发现[3]，则引起了对秦汉祭祀文化更多关注。本文拟结合考古发现的祭祀遗存、历史文献及出土简牍等，对秦祭祀遗存进行较全面的梳理，希望对秦人祭祀文化的内涵、发展脉络及其影响等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。

一、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发现概况

秦文化有关祭祀方面的遗存，主要见于陕西和甘肃东部地区。

（一）陕西地区

1. 雍城马家庄大型建筑群基址

凤翔雍城马家庄早年发现的一号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，占地面积达7000平方米，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大门、中庭、朝寝及亭台形成中轴线，左右两侧建对称的厢房，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被夯土墙环绕，构成一个整体封闭的建筑空间。在主体建筑群的中庭，以及东西厢南侧的空地，个别在建筑内及东厢内部，清理出大量埋牲的祭祀坑。瘗埋牛、羊、人、车（车马）、牛羊、人羊，及空置的七类祭祀坑共181个。兴建自春秋中期，使用直至战国早期，其性质被认为是雍城的秦宗庙遗址[4]。

2.雍城以南的秦陵墓区墓上建筑

凤翔南指挥一带的雍城秦公陵区，考古勘探发现的17个中字形大墓上都见到绳文瓦片。秦公一号大墓的墓室上方，有成排的柱洞及建筑倒塌后的板瓦堆积，M37的墓口之上更有排列有序的散水石，均被认为是建筑遗迹[5]，当属墓祭活动的享堂类。可知，秦公陵园的主墓上差不多原都有覆瓦的建筑[6]，虽属于平地起建，但还不能算“不封不树”。

3.大辛村春秋祭祀坑

雍城大辛村遗址1980年发掘时，清理了两个春秋时期祭祀坑[7]。1号坑形制呈圆形竖穴，残深0.2、口径3.6米。坑内出有零乱牛骨，鹿角等。2号坑呈圆袋状，残口径4.43、底径4.95、残深3.7米。坑内底面撒一层草木灰，其上是一层红烧土，红烧土上又撒一层草木灰，所埋的牺牲羊、狗、猪等骨骼有四层。由于大辛庄祭祀坑正对雍城西墙南起第二门，路土向东延伸至城内的姚家岗宫殿区[8]，故这些坑似针对城门的祭祀遗迹。

4.宝鸡太公庙秦公钟、镈祭祀坑

1978年春，宝鸡县（今陈仓区）太公庙村民取土时发现青铜编钟、编镈8件，器銘显示应为秦武公所铸[9]。这批铜器出自窖穴，报告没有明确其性质。据后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与秦公大墓的关系[10]，知其应为祭祀坑。

5. 宝鸡陈仓区吴山祭祀遗址

陈仓区新街镇庙川村北山一带，早年平整土地时发现过祭祀用铜器、玉器[11]，有青铜车軎、车辖、马衔，以及玉人等（图一）。据此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做了勘探，发现了大量祭祀坑等遗迹，知其为一重要的祭祀遗址[12]。类似的文物在凤翔血池遗址祭祀坑常见[13]，故可知其是祭祀用器。

图一 吴山祭祀遗址出土玉器、铜器（照片为陈仓区博物馆董卫剑馆长惠赠）

（二）甘肃东部地区

1.礼县西山祭祀遗迹

2005年发掘的礼县西山遗址，以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的遗存最丰富，为一处典型的早期秦文化遗址。发掘清理出灰坑、墓葬、夯土建筑基址、夯土台等遗迹900余处及大量遗物。重要发现之一是发掘区东北部的近圆形夯土遗迹，直径约18米，存留的厚度约为1.2米，夯土台面及附近有多个埋马、牛、羊等家畜的祭祀坑[14]。圆形夯土台基与众多掩埋家畜骨骸的祭祀坑分布在有限空间，宗教场地的氛围浓郁，研究认为可能为襄公祭白帝所建西畤[15]。

2.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等

2006年，在礼县大堡子山2号秦公大墓西南20余米处，发掘出1个乐器坑和4个人祭坑[16]。乐器坑东西长8.8，南北宽2.1，深1.1～1.6米。近南壁一字排列编镈3件和编钟8件等，北侧一排10件石磬，并发现有木质钟架、磬架及髹漆痕迹[17]。人祭坑略呈圆形、椭圆形和不规则形，均较浅，分别埋1或2具人骨。因乐器坑与人祭坑存在打破关系，可见并非同一次祭祀。发掘报告初步认定这些坑均属于祭祀遗迹，应是对主墓M2的祭祀遗存。

二、相关祭祀遗存的性质分类

上述祭祀遗存，除已经确定性质的，其他祭祀遗存结合相关文献记载，大体可归为五类。

第一类 上帝（祭天）祭祀，较典型的为畤祭遗存。

礼县西山的大型夯土圆台及相关祭祀坑等，时代约为两周之际，是上述遗存中年代最早者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公元前770年，秦襄公护送周平王有功获封诸侯，“乃用骝驹、黄牛、羝羊各三，祠上帝西畤”。《索隐》曰：西（畤），县名，为汉代陇西西县，即今甘肃礼县一带。圆形夯土遗迹的年代被确认为两周之际，与襄公活动的时间范围相当。祭祀坑K408出牛、马、羊骨，与文献襄公祭西畤用“骝驹、黄牛、羝羊”相同。《史记•封禅书》记载：“畤驹四匹。”又与祭祀坑K404内鉴定的四匹未成年马相一致。据这些重要证据，认为其是襄公祠上帝的“西畤”应比较可信。

第二类 祖先祭祀类遗存，从考古资料来看还有庙祭和墓祭之别。

雍城马家庄一号建筑群布局类似于周原凤雏、云塘西周宗庙建筑，形制、功能与史籍所载的诸侯宗庙相近，被认为是秦的宗庙建筑[18]，说明秦人有庙祭祖先的传统。据这些祭祀坑的关系，可分建筑落成、宗庙使用时期和废弃三个阶段的祭祀，其中宗庙使用时期的祭祀持续时间较长，宗庙的废弃也是有计划的拆迁，而非简单的烧毁或毁弃[19]。延续时间证明该宗庙不仅祭近祖，也对远祖进行祭祀。

大堡子山乐器坑等祭祀对象是大墓M2，说明秦人在春秋早期就已出现了墓祭。据大堡子山墓葬与祭祀坑的分布规律，后对出秦公钟、镈的宝鸡县太公庙村进行了勘探[20]，在铜器点的东北方向发现了中字形大墓及车马坑，及相关的壕（兆）沟，中、小型墓等（图三）。故秦公钟窖穴实为新发现大墓的祭祀坑，大墓则为钟、镈的主人秦武公墓无疑。因此，汉代人传闻的“古不墓祭”，显然不适用于秦。

图三 陈仓太公庙新勘探的大墓等平面遗迹分布

第三类山川祭祀遗存。

吴山遗址在吴山脚下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：秦灵公“三年作吴阳上畤，祭黄帝；作下畤，祭炎帝。”被认为可能与此有关。但出土的青铜车辖、軎形制，分别类似于凤翔孙家南头CMK3∶5辖，礼县圆顶子山98LDK1、陇县边家庄79M1等軎[21]，所饰三角状双首螭龙纹见于边家庄79M1甗、圆顶子山98LDM1∶10方盒等[22]。这些墓葬年代多为春秋中期或略早，说明祭祀活动的年代与之相当，不会晚到战国早期的秦灵公三年（前422年），故可能为春秋早中期秦公祭吴山的遗物。

传出于华山北麓的《赢骃祷病玉版》[23]，被认为是秦惠文君之祭祀礼器。铭文记秦曾孙（赢骃）“遭病”，故以圭、璧、牛、羊、车马等祭品祭告于华大山，祈求病体康复。虽是祈病之祀，但祭享的对象为华大山，这可能是秦祭华山之始[24]。

著名石刻《诅楚文》传出北宋嘉祐、治平年间[25]。为秦惠文君祭祀巫咸、湫渊、亚驼等水神，向三神奉献“圭玉、牺牲”等祭祀，祈求对楚作战的胜利战争胜利。“湫渊”[26]和“亚陀”[27]为今甘肃、宁夏的泾河上游两条河流。这与《左传》载秦康公六年用玉璧祭祀黄河于河曲，以求对晋作战获胜颇为相似。

秦祭祀山川的记录，也见于《秦本纪》秦始皇二十八年，“上泰山，立石，封，祠祀”；《华阳国志•蜀志》：“李冰为蜀守，……遂从水上立祀三所，祭用三牲，珪璧沈濆” 等。

第四类社稷祭祀，目前尚缺少考古发掘资料，但出土文献中有一些线索。

考古发现的里耶秦简、周家台秦木牍等，多有“祠先农”的记载[28]，就是祭祀“稷神”。如秦始皇三十二年洞庭郡迁陵县仓库管理员和助手“狗”，以及监督者“尚”从库房中调出物资祭祀先农，又于当天完成祭品分祚、售卖的情况等[29]。《秦本纪》所记秦始皇“禅梁父”，则属于祭地。

第五类其他类型的祭祀遗迹。

大辛村祭祀坑对着城门，牺牲主要为羊和狗。2号坑的第一层为羊6（以头骨计算，下同）、狗5、猪2；第二层羊5、狗3、猪1、第三层羊4、狗3、猪4。第四层羊2[30]。似乎与德公伏祠有关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说德公“二年，初伏，以狗御蛊。”

三、秦祭祀文化的发展

《史记•封禅书》云：“自未作鄜畤也，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，雍东有好畤，皆废无祠。”可见早在秦人未进入关中时，雍地已存在祭祀设施——畤。因此，置畤祭祀并非秦人创造，可能为周之旧俗。王室东渡废弃不祀，秦受封诸侯之初即作西畤于西垂是继承周的传统，也是秦以诸侯身份举行祭祀的开始，宣示其代替周室行使主权，并开始形成祭祀体系。司马迁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说：“秦襄公始封为诸侯，作西畤用事上帝，僭端见矣”。

秦文公十年，在鄜衍口立鄜畤，祭白帝。《括地志》认为冯翊之鄜县（今富县），但文公时秦地不过岐（今岐山一带），不可能作畤于富县境内，故而秦当时的活动中心在宝鸡一带。鄜畤是为新都而建立的替代西垂故地祭天的祭祀中心，所祭对象为白帝。

居雍后，秦宣公四年（前672年）作密畤祭青帝。其地可能在陈仓区下站村一带，调查发现较多祭祀坑[31]，其内多埋有动物遗骨（图四），遗址在渭河以南台塬上，直对雍城地望相符。秦灵公三年（前422年）作吴阳上畤，祭黄帝；作下畤，祭炎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曰：“唯雍四畤上帝为尊。”历经了200余年，以上帝为核心的秦人祭天体系——雍四畤祭祀，在雍城周边最终完成。

图四 陈仓下站遗址调查所见的祭祀坑

《秦本纪》献公“十八年，作畦畤栎阳，而祀白帝”。这是秦人设立的最后一处祀天之畤。襄公立国建西畤，文公于千渭之会建鄜畤，献公二年城栎阳建畦畤，所祭皆白帝，因此，秦人有白帝之祀有随都迁徙的现象。

以四畤为核心的上帝祭祀体系完善，标志了以嬴秦族为中心的的政治宗教体制的建立，也奠定了秦国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基础。到秦始皇统一后登泰山封禅，则是将上帝祭祀上升为祭天大典。

祖先祭祀以墓祭为早，最先见于大堡子秦公陵园，除了礼器祭祀坑外，还发现人祭坑。随着政治中心进入关中，墓祭现象便在平阳故城的太公庙、雍城秦公陵园陆续见到，既有祭祀坑的形式，还出现了享堂类的墓上建筑。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填土上部的椭圆或长方形的人骨坑，秦咸阳陵区、神禾塬陵区内所见的夯土建筑遗迹[32]，当是陵墓的祭祀坑或享堂类建筑。从雍城到咸阳，将与享祭有关的建筑移置于墓旁，成为一种新规制。

宗庙祭祀的资料目前仅见于雍城，但《秦始皇本纪》云：“先王庙或在西、雍，或在咸阳。”可知咸阳建必有宗庙。岳麓书院秦简《秦律令（壹）》记载，秦曾在三十六郡的属县普立泰上皇庙[33]，以祭祀秦始皇之父，是因应统一的政治需要，对宗庙祭祀所进行的强力推广和普及。

秦人的山川祭祀相对较晚，极有可能是进入关中后才实施。《封禅书》所记“雍旁故有吴阳武畤”。此“武畤”是否与吴山祭祀相关不得而知，但秦自襄公居汧城、文公东猎千渭之会，以及居雍之时，吴岳实际是他们举目可视的较为高大的山峰，故在居雍或稍早就开始对吴山致祭，并非不可能。吴山遗址出土车马器年代约为春秋中期，可佐证吴山之祭年代较早。

随着秦向东发展，华山之神又成为秦人祭祀的对象，向西也出现了“投壁于河”，奉“吉玉、瑄壁”于“巫咸、大沈厥湫、亚沱”、以及蜀地水系等神灵的告祭活动，逐渐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山川祭祀体系。《史记•封禅书》：“及秦并天下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”， 可见，秦的山川祭祀作为一种传统被延续下来。

社稷祭祀是对土地、农神的祭拜礼仪，祈求五谷丰登以济民温饱，实为非常古老的祭祀传统。夏代已有夏社，商周时期文献涉及社或社稷更多，见于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等。但这一方面的记录秦相对较少，也乏考古发现。襄公受封作畤未涉及社稷，直到秦始皇才看到与相关祭地的“禅梁父”，《里耶秦简》有较多“祠先农”记录等[34]，反映农神祭祀在秦代有普及性。但《史记•高帝本纪》说汉高祖“二月，令除秦社稷，更立汉社稷”，知秦也有社稷之设，唯少祭祀记录而已。

与伏、腊祭祀有关的，可能是对着雍城城门的大辛村犬、羊等祭祀坑。

上述表明，秦人最初的祭祀对象主要是上帝和祖先，有作畤和墓祭的形式。进入关中仍继续以前的祭祀，略晚又有了山川祭祀，符合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。”居雍之后，又有伏腊等其他祭祀活动陆续出现，以雍城为中心的秦祭祀文化体系已经完备。迁都栎阳、咸阳后，雍城祭祀圣都的地位一直未变。秦统一六国后，对其祭祀文化进行过强力推广，郡县设立太上皇祠庙便是证明，也对东方的祭祀礼仪有借鉴吸收，登泰山行封禅大典，就是宣示秦政权对东方的控制，及对六国故地山川祭祀权的拥有。

四、秦祭祀文化的影响

出土秦简牍有许多民间及基层官吏祭祀活动的记录，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为秦人占卜吉凶的参考书，就记录了部分适宜祭祀的日期 [35]。北大秦木牍《泰原有死者》和放马滩秦简《丹》则记载了秦下层人民墓祭时需要遵守的规则[36]。

下层民众祀神活动涉及的范围比较小，主要限于与祖先相关的墓祭等内容，但基层政府官吏的祭祀对象就有明显的不同。如属于公职人员身份的吏员，便要承担祭祀太上皇、祠先农等责任，这些显然不是下层自发的祭祀行为，而是国家行为和政权控制力的有效延伸。

秦王朝的严酷统治虽然快速终结，但所形成的国家管理体制，几乎被取而代之的西汉王朝照单全收。以雍地为中心的秦帝国祭祀系统，对西汉王朝的国家祭祀制度形成，更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。

《汉书•高帝本纪》记载公元前205年，楚汉战争的序幕才刚刚拉开，汉高祖刘邦就出台三大政治举措：二月，“除秦社稷，立汉社稷”；三月，亲为义帝“发丧，兵皆缟素”；六月，“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，以时祀之”。三者的具体内容虽有别，但实际均与祭祀相关。这些举措明确宣示了刘汉政权全面继承秦、楚两方之正统地位，从而使楚霸王项羽处于道义上的尴尬境地，是获得了政治主动权的重大谋略。

《封禅书》载：高祖“乃立黑帝祠，名曰北畤。”开始行使祭天礼仪，自此，西汉正式形成五方五色帝的西汉国家祭祀格局，并“悉召故秦祝官，复置太祝、太宰，如其故仪礼。” 又“下诏曰：‘吾甚重祠而敬祭。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，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。’”。也就是除了增加北畤、更立社稷外，对秦祭祀体系进行了全面继承。

西汉政权稳固后，长安成为国家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，但祭祀中心仍置雍地。几乎西汉一代，祀五畤为核心的祭天礼神活动——郊雍，为不可替代的国家祭祀活动。

五、小结

秦祭祀始于襄公，到秦灵公设立上下畤，通过近200年的建设，秦人以雍城为核心的祭祀文化体系基本完备。包括以雍四畤为中心的上帝、先祖、山川、社稷，以及伏、腊等其他祭祀五大类，并不断地发展完善，涉及神祇众多，祭类详备。有关祭祀不仅见于文献，且多为考古遗存所证实。秦武公鐘等铜器铭文祷词：“余小子，余夙夕虔敬朕祀”，说明秦人认真践行重祀传统。

随着秦国发展都城东徙栎阳、咸阳，雍地的祭祀中心地位一直未动摇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雍地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，相关礼仪经整合、增益而推行于全国。

汉高祖所说“吾甚重祠而敬祭”，实属秦武公“虔敬朕祀”的汉代诠释。故汉得天下，既继承秦之政治制度，也沿袭秦的祭祀礼仪并略有增益，遂形成以郊雍为特色的西汉国家祭祀礼仪景观，又发展延续了200余年。

注释

[[1]] a.田亚岐.秦汉置畤研究[J].考古与文物，1993（3）.b.梁中效.秦关中祭祀文化体系[J].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27卷(1)，2014(1).c.吴峰.秦“畤祭”考[J].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(2)，2005(4).

[[2]] 张天恩等.秦俗三论——以早期秦文化考古资料为基础[C]// 蔡庆良，张志光.秦业风流——秦文化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.台北:台北故宫博物院，2015：286.

[[3]]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.陕西凤翔发现秦国国君和西汉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[N].中国文物报，2016-12-9(1)。

[[4]] a.陕西省雍城考古队.凤翔马家庄春秋秦一号建筑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[J].考古与文物，1982(5).b.陕西省雍城考古队.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[J].文物，1985(2).c.韩伟.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[J].文物，1985(2).

[[5]] 韩伟，焦南峰.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[J].考古与文物，1988(5,6).

[[6]] 田亚岐.秦都雍城布局研究[J].考古与文物，2013(5).

[[7]] 雍城考古队.陕西凤翔县大辛村遗址发掘简报[J].考古与文物，1985(1).

[[8]] 梁云.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[J].中国历史文物，2005(5).

[[9]] 卢连成，杨满仓.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[J].文物，1978(11).

[[10]]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.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址发掘简报[J].文物，2008(11).

[[11]] 陈仓区博物馆.陈仓记忆[M].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8：220.

[[12]] 中国国家博物馆等.宝鸡陈仓吴山遗址考古勘探工作报告（2016）.待刊。

[[13]] 同[8].

[[14]] 赵丛苍,王志友,侯红伟.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[N].中国文物报,2008-4-4(2).

[[15]] a.王志友,刘春华.秦、汉西畤的对比研究[C]// 雍际春.秦文化探研-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.b.王志友，刘春华，赵丛苍.秦西畤的发现及相关问题[C]//秦俑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论文集，2009.c.王志友.早期秦文化研究[D].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，2007：63-64。

[[16]]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.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址发掘简报[J].文物，2008(11).

[[17]] 梁云.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[J].中国历史文化，2008(4).

[[18]] a.韩伟.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[J].文物，1985(2).b.徐杨杰.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的文献学意义[J].文博，1990(5).c.滕铭予.秦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祭祀遗存的再探讨[J].华夏考古,2003(3).d.徐良高，王巍.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[J].考古，2002(9).

[[19]] a.韩伟.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[J].文物，1985(2).b.陕西省雍城考古队.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发掘报告[J].文物，1985(2).c.滕铭宇.秦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祭祀遗存的再探讨[J].华夏考古，2003(3).

[[20]] a.陕西省考古研究院.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[J].考古与文物，2014(2).b.焦南峰.秦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[C]// 蔡庆良，张志光.秦业风流——秦文化特展.台北: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，2015.

[[21]] a.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.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遗址发掘报告[M].北京:科学出版社，2015.b.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.礼县圆顶子山春秋秦墓[J].文物，2002(2).c.尹盛平,张天恩.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[J].考古与文物，1986(6).

[[22]] 见[23]尹盛平等文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；

[[23]] a.李零.秦骃祷病玉版研究[C]//袁行霈:国学研究(第六卷)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.b.王辉.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考释[J].考古学报，2001(2).

[[24]] 王辉.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考释[J].考古学报，2001(2).

[[25]] 诅楚文刻石，宋代出土，原石流转后不知所踪，现仅有著录的宋代拓本存世。

[[26]] 郭沫若.诅楚文考释[C]//郭沫若.郭沫若全集•考古卷第九编.北京:科学出版社，1982：300

[[27]] 裘锡圭.诅楚文“亚驼”考[J].文物，1998(2).

[[28]] a.湖南省考古研究所.里耶发掘报告[M].长沙:岳麓书社，007.彭锦华.关沮秦汉墓清理简报[J].文物，1999(6).b.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.关沮秦汉墓简牍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，2001.

[[29]] 张春龙，龙京沙.里耶秦简中的祠先农简[C]//台北:第三届简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2006.

[[30]] 同[7].

[[31]] 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董卫剑馆长调查了解到，磻溪镇下站村早年平整土地曾挖出过较多玉器、马骨等，现场调查发现有暴露的祭祀坑。2017年6月，笔者陪同张天恩老师和卫剑馆长再次去遗址调查，仍能看到断崖上多处有直壁平底的祭祀坑裸露，底部往往可见不少动物骨骼。

[[32]] a.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.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[J].考古与文物，2011(1).b.张天恩.神禾塬战国秦陵园营建流程观察[J].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刊，2013年总叁辑.

[[33]] 陈松长主编.岳麓书院藏秦简（肆）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5：0055(2)-3.

[[34]]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.里耶发掘报告[M].长沙:岳麓书社，2007：194-195.

[[35]]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.睡虎地秦墓竹简[M].文物出版社，1978：194.

[[36]] a.李零.北大秦牍<泰原有死者>简介[J].文物，2012(6). b.孙占宇.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[M].兰州：甘肃文化出版社，2013：269.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